【摘要】1935年间,中日两国在应对＂华北事变＂的同时,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;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,又推动、指导了此次谈判。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《敌乎？友乎？》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＂三原则＂,中国方面首先＂以进为退＂,借广田演说之机,由王宠惠提出了＂三原则＂而调整中日关系;在华北事变之后,又＂以退为进＂,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＂三原则＂。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,在华北事变之后,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：明确提出了自己的＂三原则＂,并首先否决中方的＂三原则＂。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、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,于＂五全大会＂之后,在此前的＂三原则＂谈判基础上,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,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＂广田三原则＂,使得中日＂三原则＂谈判无果而终。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、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,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。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,中日在东京、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,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。